《形似神异：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》，葛兆光著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24年8月版
这本书在日本翻译出版，让我很高兴也很感激。
中国有个成语叫“班门弄斧”，一个原本研究中国史的中国学者，越过熟悉的专业界线去谈日本史，在日本读者面前评论传统中国与日本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，确实有点儿像这个成语说的，在木匠之神鲁班面前，不知深浅地表演木工手艺，所以我心里不免有些不安。不过我也想，如果日本读者能了解中国历史学者目前的心情，可能也能明白我为什么要越出自己的专业领域，写这么一本小书。
很长时间里，中国人普遍有一种误解，觉得日本与中国“同文同种”，同属一个文化圈，古代日本的政治、历史和文化，是在古代中国影响下形成的。也许日本也有这种认识，西嶋定生先生关于汉字、儒教、佛教、律令制国家四要素型塑了东亚共同文化的著名论断，就会让人觉得传统的日本与中国确实很相似。这一说法虽然也有道理，但会造成一些历史误解，所以，一旦进入宏观的历史比较，很多人会忽略中日之间的不同，而只注意东西方之间的差异。就像近代中国思想界总是说“中体西用”或者“东西比较”，而较少有人自觉分析中国与日本政治、宗教与文化在历史中形成的结构性差异。
但正如这本小书一开头说的，如果是在哲学或文学领域，强调“同”而淡化“异”，你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追求世界主义的伟大理想，但是在历史领域，在面对近代转型过程里中日竟然道路如此不同的时候，如果不去追寻这种不同的根源，说明这种不同的历史过程，那么就等于是放弃了历史学的责任。正是出于这种考虑，我在2020年担任东京大学高等国际研究所（东京カレジ）特任教授的八个月中，就有意识地多阅读有关日本史的论著，思考中国与日本何以在近代会走上不同道路，导致中日不同的历史基因究竟是什么等问题，并且也和日本朋友反复讨论这一比较研究的可能性。在我回到中国之后，2022年写出了一篇长文《什么是传统中日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？》（《清华大学学报》2023年第2期），并在这篇长文的基础上，出版了这本小书《形似神异》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24）。
在日译本即将出版的时候，我想对日本读者谈三点感想：
第一，也许有的读者会批评我把中日差异“本质化”了，觉得我关于中日政治文化差异的说法过于简单。其实，把问题简单化或者说简明化，恰恰是我的目的。我非常反感当下某些学术论著故作深刻，有意把内容写得晦涩和繁复，这种风气如今在中国学界越来越厉害，好像论述不多转几个弯，就显得片面；好像语言不摇曳枝蔓，就不够深刻。其实，历史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这种宏观研究，目的就是通过“他者”的比照，最大限度地凸显“我者”的特点。依我看，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——特别在君臣关系、央地关系、政教关系三方面——与日本相比，就是传统中国的皇帝高度集权、中央严密控制地方、政治全面压倒宗教。这正好是在世界范围（不止是与日本，也与欧洲相比）的比较下，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最大特色，我真不想在这一历史叙述和观念表达上，故作深刻或貌似公允。
第二，在对政治文化的比较中，我有意把日本一些历史特点简明化了，我当然明白日本历史还有很多面向，漫长的日本史上也有复杂的变化。但是，我特别希望日本读者能理解，我是一个中国学者，我的目的实际上是借日本史来讨论中国史，关注的焦点还是在说明中国。因此，这本书的问题意识，其实来自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种种弊端。换句话说，我在传统中日政治文化比较中想做的，是借日本历史这面镜子，追寻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历史根源（就像我常说的，历史学者是诊断病源的医生，不是开处方动手术的医生）。所以，请读者千万注意，这是一个中国学者对日本与中国的观察，而不是拽着自己的头发悬浮在半空中，做貌似全面公允的介绍或概述。
第三，长期以来，日本学者对天皇制、幕藩体制、显密体制等，已经有丰富的研究，2020年我在东京大学一边阅读这些论著，一边就感叹日本历史学著作的高水准。我非常钦佩日本学者对日本历史与现实的批判思考，因此我明白，并不是只有传统中国政治文化才留下后患无穷的问题。我理解，历史学者对本国政治文化的批评越严厉，揭出历史基因的弊端越深刻，越是体现历史学者的良心与责任。可是，如果中国学者就这样心安理得地接过日本学者的自我批评，以为日本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问题多多，甚至比我们中国更多，全盘接受日本学者的自我批评，并把它当作历史事实，这等于是放弃了中国学者对自身传统政治文化的批评和反省，在“传统中国政治文化很好，甚至好于日本政治文化”的暖床上躺平了。我2023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说，对于文化史的背阴面的揭示，要比整天描述“传统文化如何优秀”，从而自我陶醉的做法有意义得多，其实也是这个意思。
在日译本出版之时，我期待读者能够理解以上三点。坦率说，其实这本小书，就是一个中国学者通过日本观看中国，并试图对现代中国的种种问题，进行一次历史学意义上的反思。
最后，我要在这里感谢若干日本朋友。因为羽田正教授的邀请，2020年我才能在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担任特任教授，并在那里获得八个月的读书时间，多年来我和他的无数次交谈，让我学到了很多有关世界史的知识。我也要感谢渡边浩教授，自从1998年相识以来，几十年里我们始终有学术交流，特别是2020年在东京大学的八个月里，尽管遭遇新冠流行，但仍和他有三次长谈，启发了我对日本史的理解。还要特别感谢辻康吾先生，从2012年起，他就关注我的研究并主持了我的《中国再考》的翻译，他对现代中国的深刻理解，让我看到了他的关怀，非常遗憾的是他刚刚往生，没能看到他推荐的这本书日译本的出版。永田小绘女士曾担任《中国再考》一书的翻译，这本曾获得“亚洲·太平洋”大奖的小书，因为她的翻译而增色不少，这次她又担任了我这本小书的翻译，我真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谢意。另外，还要感谢新井孝重教授，我并没有与新井教授见过面，但作为日本史专家，他对这本小书提供了很多意见，而且特别为这本书写长篇评介，通过这本小书内容的往来讨论，我对这位认真的学者，早已怀有深深的敬意。
我虽然在书中特意强调了历史上中国和日本的差异，但我心里却始终希望现实里中国和日本能越走越近。
《形似神异：中日传统政治文化の系谱》，永田小绘译，新井孝重监修，东京：志学社，2025年8月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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